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1964~1980年）

摘要：以备战为中心、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核心的“三线建设”，使内地城市被纳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主流进程而获得大规模发展。三线城市的成长，不仅对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扭转了内地城市的落后状态，为内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三线城市的布局，也推动了中国城市体系的大幅度重构，对新中国城市化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三线建设 内地城市 工业化 城市化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Inland Cities（1964~1980）

ZHOU Mingc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210093,China）

Abstract: As the center of preparing for war, tak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heavy industry as core,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was embodied into the mainstreaming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got large-scale development. Cities growing in the Third-line, not onl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but also turned round the backwardness of western cities, built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land economy and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layout of cities in the Third-line promoted the great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ty system and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ath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inland citie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1964年5月，中共中央为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国家安全的严峻挑战和尽快改变中国工业不合理布局，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当年秋至1980年，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在“三线地区” [①] 大力发展了钢铁、煤炭、电力、有色金属、机械、石油、化工、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这场规模空前、持续日久的“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既较快地实现了新中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和“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②] 的重大目标，又为内地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三线建设的强力推动下，三线迅速崛起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城市体系，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目前，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的论文近300篇、综合性专著7部。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全国和各省区三线建设的宏观性研究，缺乏对省以下区域、某个城市以及三线城市群体的研究。拙文拟从内地城市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三线建设对内地与中国城市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期望将三线建设研究推进一步。

 

一、备战导向下的三线建设及其空间布局

自三线建设重大决策作出以来，中央对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总体布局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体现在国家对1965年和“三五”、“四五”、“五五”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思想以及对这些计划的实施安排上。 [③] 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④] 这无疑彰显出三线建设“以备战为第一目标”的特殊性质。

备战导向下的三线建设奋斗目标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三年或五年的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原料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起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七年到八年时间，依靠攀枝花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 [⑤] 为保证三线建设的安全，中央提出了三线项目选址和布点的基本原则即“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⑥] 国防工业要坚决执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国防尖端项目要进洞”的方针，其他项目要“大分散、小集中，不建集中的城市，多搞小城镇”  [⑦] 。按照这些基本要求，从1965年起在11个省区迅速展开的三线建设，成为了此后10余年全国经济建设的重心。据统计，1965~1980年间国家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达2052.68亿元，占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9.01%（详见表1）。

 

表1  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统计（单位：亿元）

项目 省区	三线建设时期
	1965年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小计
四川	19.80	132.53	136.36	125.34	414.03
贵州	8.95	40.45	48.90	48.89	139.19
云南	8.03	41.25	46.36	55.31	150.95
陕西	5.39	40.27	86.62	76.10	208.38
甘肃	9.03	43.96	54.34	48.20	155.53
河南	6.65	38.88	75.03	96.22	216.78
湖北	5.62	54.45	103.77	153.29	317.13
湖南	5.77	35.55	65.92	67.64	174.88
山西	5.43	32.39	57.20	74.52	169.54
青海	1.98	12.16	17.12	32.95	64.21
宁夏	1.48	10.55	12.29	17.74	42.06
三线合计	78.13	482.44	703.91	788.20	2052.68
全国总计	179.61	976.03	1763.95	2342.17	5261.76
三线占全国的%	43.50	49.43	39.91	33.65	39.01

资料来源：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1991年内部版，第32页。

诚然，以备战为第一目标的三线建设，其宏观布局是“大分散”于11个三线省区200余县的上百个城市、城镇及其部分丘陵与山区之中。 [⑧] 但是，为了尽快建成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在中观布局方面却又适度突出了“小集中”的布局原则。从表1三线投资的省区配置分析，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六省共投资1451.04亿元，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70.6%。尤为重要的是，该六省的相当一部分大中型三线项目采取沿主要交通干道和依托一些大中小城市、城镇进行布局，特别是在成都—重庆地区、川滇黔交界地区、西安—宝鸡地区、兰州—天水地区、豫西、鄂西北地区等处，规划建成了若干个大中型骨干企业聚集的经济密集区或经济密集带 [⑨] 。此外，从三线项目的微观布局讲，也进一步体现出“小集中”，更有一大批重要项目是依托三线地区原“一五”、“二五”时期已规划建设的工业城市及工业区进行选址和布点，而且为了尽快发挥三线建设的投资效益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大部分内迁项目均是首选内地“大跃进”后下马的工厂和工程设施或既有企业进行改建、扩建或合并建设。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三线工业基地又是经过联合选厂，从地域分工和生产协作的内在要求上进行相对集中的成组布局，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内地的城市和基础设施相协调，力图建设成为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的工业区，或者与邻近的原有工业中心相结合以形成新工业区。 [⑩] 各省区的三线建设总体上是“靠近资源和原材料产地，大体沿着铁路两侧和江河两岸布点”。 [11] 以全国三线建设规模最大的四川省为例，其三线项目“主要沿成渝、宝成、川黔、成昆等铁路干线两侧布点，一部分沿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布点”。 [12] 从大量三线项目具体布点层面来看，三线建设也往往依托原有的城市基础进行相对集中布局。比如四川三线重点项目的布点，仍然主要依托既有城市的基础，分别规划建设了5个工业区，即以成都、绵阳、德阳、广元、乐山等城市组成的以航空、电子、机械、核工业等为主的川西工业区，以钢铁、造船、常规武器等为主的重庆工业区，以盐化工为主的自贡工业区，以内江、宜宾、泸州等城市组成的以煤炭、机械、天然气为主的川南工业区，以渡口、西昌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攀西工业区。 [13] 三线建设的这种项目布局不仅从根本上调整了中国工业化的空间指向，而且为地处三线的内地城市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

总体来看，为达到三线建设的既定目标，国家在1965~1980年间对11个省区进行了高倾斜投资和高强度开发。三线地区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8大新工业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工业区；以渡口、六盘水、贵阳、昆明为中心的川黔滇工业区；以西安、咸阳、宝鸡为中心的关中工业区；以兰州、天水、金昌为中心的兰州—天水工业区；以武汉、大冶为中心的武汉—大冶工业区；以十堰、襄樊、宜昌、枝城为中心的鄂西工业区；以洛阳、平顶山、焦作为中心的豫西工业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中心的湘中工业区。 [14] 这些新兴工业区的崛起，进一步改变了新中国1964年近70%的工业、40.7 %的城市和54.4%的城市人口密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极度不平衡状况， [15] 从而强力拉动着三线地区工业和城市跃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主流进程。

 

二、三线建设驱动下内地多类型工业城市群体的兴起

众所周知，“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城市发展演进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以“备战”为中心的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三线工业化战略，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三线工业化的空间布局、类别组成及项目规模等因素，决定着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的性质、规模、方向和动力，举凡城市的建设方式、职能、地域与规模结构等莫不深受其影响。尽管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国城市建设经历了最严重的挫折，但三线地区的城市建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而获得政策保障，为配合和推进三线建设，国家在三线地区规划建设了一大批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基地，有力促进了内地一大批城市因三线建设而迅速崛起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更推动着内地城市从此全面迈入了以重点建设现代化工业城市为目标的新阶段。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围绕三线工业项目选址及其配套建设附属工业、服务设施的需要，一方面在内地非城市地区集中兴建了渡口、六盘水、十堰、金昌4个新城市；另一方面，为保证依托于既有城市和城镇而布点的三线项目能够尽快投产，国家又对这类三线项目布点较多的城市和城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计划的改建和扩建，不仅促进了内地9个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还迅速建成了50余个新兴城市。此外，在三线建设“大分散”布局的推动下，内地上百个农业城镇因工业建设获得较大规模的改造，城镇经济职能得到极大强化、城镇规模持续扩大，又为下一阶段全国城市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坚实基础（详见表2）。

 

表2  1964~1980年三线地区新建、扩建的主要城市、城镇表

		数量	城市名（省区、建市时间）	城市发展模式
新建城市		4	渡口（四川，1965年）、六盘水（贵州，1978年）、十堰（湖北，1969年）、金昌（甘肃，1981年）	在非城市地区集中新建
扩建城市	新兴工业城市	55	四川：德阳、绵阳、广元、自贡、泸州、宜宾、内江、乐山、雅安、西昌、遂宁、南充、华蓥、达县、涪陵、万县 贵州：遵义、安顺、都匀、凯里 云南：个旧、东川、曲靖 陕西：宝鸡、咸阳、汉中、铜川 甘肃：玉门、嘉峪关、酒泉、白银、天水 青海：格尔木 宁夏：石嘴山、吴忠、青铜峡 山西：侯马、榆次、临汾 河南：洛阳、三门峡、平顶山、南阳、焦作、鹤壁 湖北：襄樊、宜昌、沙市、荆门、丹江口 湖南：怀化、娄底、冷水江、洪江、常德、邵阳、吉首	依托老城扩建
	中心城市	9	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太原	依托老城扩建
新兴工业城镇		100余个	在三线建设中，仅四川省就建成了新兴工业城镇60余个。典型城镇如绵竹县汉旺镇、德阳县罗江镇、江油县中坝镇、武都镇等。因这类城镇数量多、分布广，此表暂不详细统计。	主要依托老镇扩建

说明：（1）限于篇幅，本表仅列出三线地区4个新建城市的建市时间；（2）德阳、广元、雅安、遂宁、涪陵、华蓥、凯里、曲靖、酒泉、白银、吴忠、青铜峡、丹江口、吉首15个城市分别在1983年、1985年、1983年、1985年、1983年、1985年、1983年、1983年、1985年、1985年、1983年、1984年、1983年、1982年建市，但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该15个城市在1980年底前已经基本建成，而且在三线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故笔者将其纳入三线新建和新兴工业城市类型；（3）本表内其他城市均为1980年底前的建制市；（4）本表所列的三线城市仅为不完全统计，但能基本反映出当时三线地区城市发展的主要情况。

资料来源：（1）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1991年，第210~223页。（2）三线地区主要城市的确定，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等11个相关省区卷；《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3）三线地区城市建制资料，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86年），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这一时期，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城市要为生产建设、为劳动人民服务” [16] 的城建方针指导下，以三线所在的内地城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1964~1980年，全国共新设城市56个，城市总数由167个增加到223个，增长33.5%，年均增长率约2个百分点。其中，内地新设城市29个，占同期全国新设城市的52%，年均增长率约3.1个百分点。 [17] 在内地城市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三线建设强力推动内地城市在总体上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变，而且还建成了一大批类型多样、功能各异的现代化工业城市（详见表3）。

 

表3  1964~1980年三线地区建成或基本建成的主要工业城市表

重型工业城市	国防工业城市 [18]	重庆、成都、绵阳、乐山、西昌、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凯里、西安、宝鸡、咸阳、汉中、天水、酒泉
	煤矿城市	六盘水、铜川、平顶山、焦作、鹤壁、石嘴山
	石油工业城市	玉门、南阳、南充
	冶金工业城市（含有色金属等）	重庆、成都、渡口、达县、贵阳、六盘水、昆明、个旧、东川、兰州、嘉峪关、酒泉、金昌、白银、太原、娄底、冷水江
	电力工业城市	三门峡、乐山、宜宾、六盘水、宜昌、太原、丹江口
	化学工业城市	重庆、成都、自贡、内江、泸州、宜宾、昆明、兰州、格尔木、太原
	机械（含电子）工业城市	重庆、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乐山、西昌、自贡、内江、泸州、雅安、涪陵、万县、华蓥；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凯里；昆明、曲靖；西安、宝鸡、咸阳、汉中；兰州、天水；西宁；银川、吴忠；太原、侯马、榆次、临汾；洛阳；十堰、襄樊、荆门；怀化、洪江、常德、邵阳、吉首
轻型工业城市	纺织工业城市	重庆、成都、达县、内江、遂宁、南充、西安、咸阳、沙市、临汾
	其它类型轻工业城市	乐山、绵阳、南充、宜宾、贵阳
重型工业兼交通枢纽城市		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宝鸡、兰州、格尔木、洛阳、焦作、怀化、太原
综合性工业城市		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太原

资料来源：（1）“工业城市分类标准”参见顾朝林等著：《中国城市地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5页。（2）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1991年，第210~223页；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等11个相关省区卷。（3）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城市资料，参见《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工作情况汇报》（1965年10月26日），绵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共绵阳地委国防工业办公室档案（1965~1983年）》，全宗号74、目录号1、案卷号4；自贡城市资料，参见政协自贡市委员会编：《三线建设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从表3可见，三线建设在内地快速建成了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工业城市、城镇，培育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城市群体，其类型不仅包括国防、煤矿、石油、冶金、电力、化工、机械电子等重工业城市，也包括纺织等轻工业城市，还包括工业兼交通枢纽城市和综合性工业城市等。这些新兴工业城市的成批涌现，进一步建基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以重工业城市为主体的不同类型内地工业城市的兴起，不仅代表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更是此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主体。

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内地城市在超常发展的基础上还呈现出聚集发展的显著特点。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始终放在三线地区，全国城市工业投资和新兴城市发展的重心，突进式地由东北、华北和京广铁路沿线及其以东地区跃迁至内地，内地迅速形成了三大新兴工业城市带：其一是以沿宝成线、成昆线、贵昆线、川黔线、襄渝线、成渝线为发展轴，以成都、昆明、贵阳、重庆为中心，包括德阳、绵阳、广元、乐山、西昌、渡口、六盘水、遵义、自贡、泸州、内江、达县等数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和工业城镇组成的 “四边形状”的西南工业城市聚集区；其二是以沿陇海线中西段为发展轴，以西安、兰州为中心，包括咸阳、宝鸡、汉中、略阳、渭南、临潼、兴平、天水、金昌等数个中小工业城市和工业城镇组成的呈“带状型”的西北工业城市聚集区；其三是以沿太焦线和焦柳线中北段为发展轴，以太原、洛阳、焦作、襄樊为中心，包括侯马、南阳、十堰、宜昌、怀化等中小工业城市和工业城镇组成的华北、华中西部“带状型”的工业城市聚集区。在这三大新兴城市带中，作为核心大城市的重庆、成都、西安、兰州、太原等，经过国家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和重点建设，都相继发展成为西南、西北、华北地区的综合性工业中心城市和我国极为重要的国防科技、机械、电子、冶金、化学工业的中心城市。 [19] 它们不仅是国家工业体系和城市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承载着保障国防安全和维持战时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特殊功能。

总之，因三线建设而兴的新工业城市和新工业区，不仅为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中国内地建构了若干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增长极，奠定了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新基础。 [20] 由三线建设所带动的内地工业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以内地城市为重点的中国城市体系的新扩展和新完善。

 

三、“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的作用分析

1964~1980年间的以备战为导向的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这场特殊建设从根本上完成了中国内地工业体系和城市体系的重塑，既显著提升了新中国脆弱的国防能力，又迅速整合与优化了新中国工业和城市的结构及布局，还有力地带动了中国内地城市的发展。而这些受惠于三线建设而崛起的数量众多、功能各异的内地城市，对新中国现代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内地城市具有保障国家安全的决定性作用

三线建设的首要目标是要加强备战，改善中国国防工业布局，建立一个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因此，国防工业及其为之服务的科研基地的建设始终是三线建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投资最多的工业部类之一。1965~1975年，国家用于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科研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200余亿元，占同期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8.6%，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4强。先后建成297个工厂、42个研究院所，形成年工业产值130亿元的生产能力。 [21] 这些工厂、院所大多采取沿铁路干线、沿江以及一定程度地依托大中小城市和重点选址山区城镇布局，从而形成了数个国防工业基地和一系列的国防工业重镇。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绵阳、广元、安顺、都匀、凯里为中心的电子工业基地，以绵阳、乐山为中心的核工业基地，以成都、雅安、绵阳、西昌、达县、万源、宣汉、贵阳、安顺、遵义、西安、凤县、汉中、酒泉、襄樊为中心的航空航天工业基地，以洛阳、襄樊、十堰为中心的豫西、鄂西兵器工业基地，以重庆、涪陵、万县、宜昌为中心的沿长江中上游的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等。 [22] 到1975年底，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 [23]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武器装备的生产原来主要靠一、二线的局面，显著地增强了新中国的国防安全能力。

与此同时，内地为数众多的承担着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城市和城镇，其城市功能在国防科技工业异军突起的推动下获得了迅速扩展或转化，城市的国防功能日益突出。这种城市发展特色在四川省数个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表现尤为明显。到1980年，四川省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最全、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后方兵工基地，能够独立生产国防所需的各种兵器，四川兵器工业无论是固定资产、职工人数和生产能力，均占全国的1/4左右。其中，重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国防工业后方战略基地，成都、绵阳、广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电子工业基地，西昌则是全国最大的卫星发射中心。 [24] 由此可见，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的三线建设对相当一部分内地城市的功能完成了一次“全新再造”。而这些因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内地城市及城镇无疑具有保障国家安全决定性的作用。

（二）内地城市成为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新主体

三线建设本身是一场兼具“备战与发展内地工业”双重目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从三线建设一开始，中央就提出了“要备战和长期结合”， [25] 做到战备和长期建设的两手准备。为此，在保证国防安全的原则下，列入国家计划的三线建设项目，除了直接从事武器生产的项目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基础工业项目， [26] 这对于在内地迅速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述，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以内地大中城市为核心建设了8大新工业区，围绕这些新工业区，既兴建了一大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又开辟了若干个钢铁、煤炭、电力、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制造、轻工业等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并通过大规模的交通邮电建设把原有的经济中心和新开辟的科研生产基地、新兴工业城市迅速地连成一体，使三线地区基本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从而在三线地区形成了新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规模巨大的子系统。据统计，到1970年代末，三线所在的内地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约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 [27] 

国家工业化重心的西移，使内地城市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首先，内地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获得飞跃式的增长。到1980年底，三线地区钢铁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 27%；铝、钛、镍、钼、铅、锌、锡、单晶硅、铜、硬质合金等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纯碱、烧碱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5，硫酸占全国的1/3，化肥占全国的41%；水泥生产能力占全国的31%，平板玻璃占全国的27%。 [28] 三线地区原煤产量由 1964年的8367.2万吨增加到1975 年的2.12 亿吨，占同期全国煤炭增长总额2.67亿吨的47.9%；机械工业拥有的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原值和机床数占全国机械总额中的比重，均从1964年底占不到1/5增加到占1/3以上，机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也从1964年占1/5 左右上升到1975年占1/4 左右。 [29] 其次，内地城市的工业总量获得高速增长。1964~1980年，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从258亿元增长到1270亿元，增长了3.9倍，而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164亿元增长到4992亿元，增长了3.2倍，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增长速度的22%；同期，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2.15%提高到25.44%。 [30] 尤为重要的是，全国1500余家大型企业，分布在三线地区的占40%以上。 [31] 由此可知，三线地区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国家推进工业化具有全国性关键作用的一个新主体， [32] 而内地城市也从此获得了国家继续发展工业化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

（三）内地城市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更新了中国城市体系

虽然三线建设时期是中国城市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一个低度发展阶段，但三线建设却在客观上显著推动了一系列内地城市的发展。这些内地新兴城市不仅是新中国城市体系中的新骨干，更是新中国城市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新中国城市体系的拓展和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城市体系的更新。

首先，内地城市的兴起丰富了中国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由于三线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高度集中在国防科技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等重工业上，围绕这些工业部门，国家在内地重点建设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城市。据表3统计，在这批新兴工业城市中有煤矿城市6个、石油工业城市有3个、冶金工业城市有17个、电力工业城市有7个、化学工业城市有10个、机械工业城市有42个、纺织工业城市有10个、综合性工业城市7个。这批新兴工业城市数量（按1980年底前设市计）已经占到1980年全国城市总数223个的24%。由此可见，三线建设时期不同职能的内地工业城市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以工业城市为发展方向的城市职能结构的深化，并且为中国城市体系职能结构的继续拓展奠定了新基础。

其次，内地城市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城市体系地域结构的区域均衡。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始终推行“城市要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城建方针，全国城市的分布与发展倾斜于三线地区工业项目建设，致使此一时期国家城市体系地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64年，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67个，东部地区68个，其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在全国所占比重分别为40.7％和54.4％；中部地区68个，其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在全国所占比重分别为40.7％和30.9％；西部地区31个，其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8.6％和14.8％。由于三线建设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四川、贵州、陕西、湖北等省进行，因而三线建设的区域布局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区域分布。到1980年，全国共有设市城市223个，东部地区78个，其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在全国所占比重分别为35.0％和48.6％；中部地区100个，其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在全国所占比重分别为44.8％和32.8％；西部地区45个，其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和18.6％。 [33] 三大区域间的城市比例由1964年的1︰1︰0.46转变为1980年的1︰1.28︰0.58。这些数据变化表明，三线建设以来的中西部即内地城市发展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数从68个增加到100个，增长了47%，城市数量比重上升了4.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1.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市数从31个增加到45个，增长了35.5%，城市数量比重上升了1.6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3.8个百分点。籍此可而见三线建设有力地推动了1964~1980年间的中国城市体系快速地向均衡方向发展。

第三，内地城市群体的兴起推进了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快速膨胀。由于三线建设有一部分大型项目主要依托内地大中城市如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太原、洛阳、自贡、宝鸡、咸阳等城市的既有工业基础而进行“小集中”布点建设，其中相当一部分城市是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三线建设时期这些城市的工业经济的迅猛扩张以及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多种服务功能的继续拓展，必然会吸引大量人口的聚集和推动城市人口规模在短期内的膨胀。如果以1963年全国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率为100.0，到1978年全国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率平均达150.44，而同期的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太原的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率平均达268.54， [34] 到1980年，贵阳、昆明、兰州都已经发展成为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35] 足见三线地区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最快。另有资料显示，1964~1980年，全国大城市从18个增长到30个，增长了66.7%；中等城市从42个增长到72个，增长了71.4%；而小城市始却终保持在100个左右。 [36] 其中，洛阳、宝鸡等城市已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城市，渡口、十堰、焦作等城市已进入全国中等城市之列。由此不难发现，在三线建设时期，全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呈现出大城市、中等城市优先发展，小城市缓慢发展的“畸强畸弱”态势。这种“畸强畸弱”必然会加速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迈向“大型化”的快速膨胀。

（四）内地城市成为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三线建设时期，规模空前的工业项目在内地诸工业区的建设及其生产能力的形成和扩展，迅速促进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城镇的兴起，而这些城市、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又依赖所在地区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服务业以及城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适度发展以为支撑，因而内地三线工业、城市和所在地区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定的相互伴生关系。因此，内地工业城市、城镇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内地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因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工业技术、科技文化服务、市场需求或者吸纳本地劳动力进入非农领域就业，从而成为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生长点。随着这些生长点的拓展以及数个不同类型、功能各异、辐射范围不等的生长点之间的联系和交融，它们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就进一步发展成为类型不同、功能互补、规模不等的数个增长极。

三线建设与内地城市和内地经济发展相互伴生的关系以及由此推动内地城市相继成为所在地区发展增长极的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三线省区，其结果莫过于集中表现在因三线建设而在内地建成的45个重大产品专业化生产科研基地以及作为这些基地核心的30余个专业化特色突出的工业城市之中。以经济极为落后的贵州为例，其三线建设以原有城市为基础、沿四条铁路干线布局，逐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包括六盘水、遵义、都匀、凯里、安顺等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工业城市群，并且迅速带动这些传统农业县城分别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机械、钢铁、煤炭、电力、电子、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城市，其工业产品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见，三线工业不仅直接决定了贵州各主要城市职能和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还快速增强了贵州的经济实力，从1964~1980年，贵州工业总产值从8.35亿元增加到43.99亿元，增长了4.27倍。 [37] 而贵州在三线建设中所形成的工业城市群又为下一阶段全省经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此外，除了因“大分散”而形成的多个地方性经济增长极之外，在有三线重大项目建设的重庆、成都、西安、兰州、贵阳、昆明等中心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汇集了全国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工业设备、一流的科技人才、一流的教育文化等资源，而成为内地社会进步的力量之源与带动省域性乃至跨省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以内地中心城市为载体的增长极的形成与扩展，为新中国下一阶段大规模开发大西南、大西北构建了重要的前进基地。

当然，三线建设毕竟是一场以备战为首要目标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政治性”经济建设运动，深受“左”倾思想、国际国内复杂局势以及“文革”的制约，存在着重大偏差与失误。与之相伴始终的内地城市在其快速发展进程中，甚至存在着较之三线建设本身的更大偏差与失误。例如，三线工业的过度分散、靠山、进山、进洞，导致许多城市、城镇的发展难以为继；即使是一些依托小城市和小城镇布点而兴的新工业城市和城镇，也因企业数量少、工业部门配置不全和“一厂一点或多点”的建设布局而使其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还有，当时片面强制推行“不建集中的城市、城市建设低标准、干打垒、一度取消城市建设财政拨款户头、甚至要求消除三线工业点的城市特征”等临战建设取向的错误政策，更导致各三线城市在初始发展中就形成“先天性缺陷”。 [38] 然而，1978年以后，国家又专门对三线建设进行了20余年的调整改造。在三线调整改造中，国家采取了以“主要向三线城市搬迁、集中建设工业区、军民结合”等新政策，不仅使部分三线工业获得新生，而且更为众多内地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绝大多数的三线城市均在三线调整改造过程中，又一次获得了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的蓬勃发展，其城市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例如，四川众多三线企业向部分城市的搬迁，推进了“大成都、大重庆”城市群、广元—江油—绵阳—德阳和乐山—内江—自贡—宜宾—泸州等城市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9] 

以上分析可见，从1964~1980年，长达近17年的以备战为目标、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以重工业为主体的三线建设，迅速在中国内地较成功地建成了强大的国防力量和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40] ，与此同时，作为这一时期国家重点发展内地工业的重要基地的内地城市，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成就。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内地城市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体系中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性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内地城市的崛起，一方面，完善和扩展了新中国甚为薄弱的城市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又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发挥出了巨大而又复杂的作用。而且，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在对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得失成败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城市才从自身国情出发并且遵循世界城市发展一般规律的方向一步步地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周明长（1970-），男，汉族，四川德阳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1级博士生，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城市史。已完成《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研究》课题（江苏省2012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三线建设与四川城市发展研究》课题（2014年德阳市社科联重点项目，结题报告达17万字，个人完成近8万字，负责课题申报和统稿）、《工业区、三线建设与德阳城市化》课题（结题报告达9万字），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等。已发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方面论文10余篇。